周紅綢 入選 臺展第5、7、10回
圖/林嘎嘎
日治時期,能留日學畫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女性更是難得。根據學者賴明珠研究,臺籍女性考進日本美術專校者只有六人(實際就學者五人),最後一位即是本文主角周紅綢女士(1914-1981)。(註1)
當年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出身必然不凡,周紅綢也不例外。周紅綢出生於臺北永樂町,父親周宗興在迪化街經營「益芳商行」,專賣各式紙類。周紅綢排行老大,下有二個妹妹、二個弟弟,十一歲時父親過世,母親鄭粘獨力撫養五個年幼的小孩。難得的是,母親對孩子的教育不分性別,三個姊妹均自臺北第三高女(今中山女高,以下簡稱第三高女)畢業,並先後赴日深造,分別學習美術、音樂和設計。(註2)
第三高女在日治時期曾有多位學生與校友入選臺展(圖1),這歸功於鄉原古統(1887-1965)老師。鄉原古統於1920年至1936年在第三高女任教,周紅綢也受其指導。周紅綢於1930年自第三高女畢業,隨即進入臺北高等女子學院就學一年,繼續受教於鄉原古統。鄉原古統以寫生觀念引導學生觀察自然,尤其喜愛帶學生到植物園寫生植物花草,周紅綢於1931年以作品〈文心蘭〉(圖2)入選第五回臺展,即是屬於此類型作品。
圖1. 彭蓉妹、周紅綢、邱金蓮(左起)合照,三人皆曾入選臺展,約1930。圖片提供:張守易先生
圖2. 周紅綢 〈文心蘭〉 1931 第五回臺展。圖片提供: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1932年,周紅綢考進東京女子美術學校(以下簡稱「東女美校」)就讀,隔年她再度以〈睡蓮〉(圖3)入選第七回臺展。〈文心蘭〉與〈睡蓮〉兩件作品皆已佚失,然而比對鄉原古統作品〈麗島名華鑑〉(圖4),應可推想其作品風貌。〈文心蘭〉的對角式構圖與〈麗島名華鑑〉如出一轍,兩者的〈睡蓮〉更同樣採取俯瞰式構圖,可見周紅綢此時期的作品仍深受師承影響。周紅綢家屬收藏的〈葵葉〉(圖5)、〈菊花〉(圖6)、〈鳥〉(圖7)等寫生小品,應也是此時期之習作,造型及用色輕鬆卻精準,是觀察細膩詳實的寫生佳作。
圖3. 周紅綢 〈睡蓮〉 1933 第七回臺展。圖片提供: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圖4. 鄉原古統 〈麗島名華鑑〉 1920s 紙本膠彩 21.7×18.7 cm ( ×9 ),臺北市立美術館收藏
圖5. 周紅綢 〈葵葉〉 約1930 紙本設色 22×36 cm 周紅綢家屬收藏 筆者拍攝
圖6. 周紅綢 〈菊花〉 約1930 紙本設色 22×36 cm 周紅綢家屬收藏 筆者拍攝
圖7. 周紅綢 〈鳥〉局部 約1930 紙本設色 36.5×29.5 cm 周紅綢家屬收藏 筆者拍攝
周紅綢東女美校畢業前,她的高女同學邱金蓮(1912-2015)(註3)趁機到日本找她遊玩,她將當時的作品〈折之花〉(圖8)送給了邱金蓮,邱金蓮收藏此作近70年,晚年轉贈予國美館典藏。(註4)兩位同窗好友相知一生,在兩人合影的老照片中,似乎仍見其真摯之情(圖9、圖10)。
圖8. 周紅綢 〈折之花〉 膠彩 約1935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圖9. 周紅綢、邱金蓮(左起)合照,1933。圖片提供:張守易先生
圖10. 邱金蓮、周紅綢(左起)合照,約1940。圖片提供:張守易先生
1935年,周紅綢自東女美校畢業返臺,隔年她再以〈少女〉(圖11-13)入選第十回臺展。經過東女美校三年的洗禮,她的作品有了明顯的轉變與進展。〈少女〉為左右雙屏聯作,左屏描繪曇花盆栽、紙燈籠及洋娃娃;右屏則畫下自己的妹妹、零星散佈的塑膠玩具、摺紙及畫冊。女孩身著花格子洋裝、精緻的洋娃娃和盆栽,這都顯示其富裕的家庭背景;地上散落的玩具、摺紙、小燈籠和畫冊,則暗示少女對藝術的喜好。周紅綢首次嘗試以人物為主進行創作,人物與靜物間有著巧妙的呼應與對話關係,纖細敏銳的刻畫中,卻隱隱流露出超現實的靜冷氛圍。
圖11. 周紅綢 〈少女〉 1936 紙本膠彩 90.2×120.5 cm×二屏。周紅綢家屬收藏 筆者拍攝
圖12. 周紅綢 〈少女〉 局部
圖13. 周紅綢 〈少女〉 局部
筆者與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拜訪周紅綢家屬(圖14),除〈少女〉及數件寫生習作外,更驚艷於〈心愛的洋娃娃〉(圖15)一作。〈心愛的洋娃娃〉細膩描繪畫家心愛的收藏,搪瓷娃娃的粉嫩色澤、紅豔的絲綢禮服、精緻的蕾絲襯布、輕握手中的純淨白花,皆展現了畫家純熟精湛的繪畫技巧。當〈少女〉與〈心愛的洋娃娃〉兩作並置時,作品中的超現實氣息更顯濃厚而一致,周紅綢的作品有了更成熟的個人風格。可惜的是,這兩件作品竟也是她最後的創作。
圖14.拜訪周紅綢家屬,2021/11/19。左起:筆者、陳致遠先生(長外孫)、張守易先生(長子)、基金會陳立栢董事長。
圖15. 周紅綢 〈心愛的洋娃娃〉 約1935-1937 絹本膠彩 56.6×85.4 cm,周紅綢家屬收藏 筆者拍攝
1937年,周紅綢與臺北太平町張歐坤先生結婚(圖16),張家在迪化街開設「張東隆商行」,經營汽車、石油等進出口貿易,是日治時期家喻戶曉的商號。(註5)婚後不久,她即隨夫婿至上海、廣州等地拓展家族企業,從此全心相夫教子,放棄對藝術的追求,這似乎也是當時代女性的共同宿命。
圖16. 周紅綢全家福照片,約1943攝於廣州。圖片提供:張守易先生
註釋
- 賴明珠,《流轉的符號女性-戰前臺灣女性圖像藝術》(臺北:藝術家,2009),頁79-82。
- 同註1,頁83。
- 有關邱金蓮簡介,可參見盧穎,〈【名單之後】「我從沒想過當畫家」—邱金蓮〉,https://chenchengpo.dcam.wzu.edu.tw/showNews.php?aid=185。
- 薛燕玲,《日治時期台灣美術的「地域色彩」》(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04),頁193。
- 〈日治時期最高地標/延平北路張東隆商行〉,《台北畫刊》,2015年11月,第574期。網路來源:https://www.travel.taipei/zh-tw/pictorial/article/7760。
撰文者/王德合
本文由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原刊載於「名單之後:臺府展史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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