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所提及的〈銀塊案〉，並非台灣「第一篇」刊載在報刊上、改編自真實案件的漢文小說。這個榮耀極可能要歸諸於本文將介紹的菊池三溪〈胭脂虎傳〉。
〈胭脂虎傳〉乃是由日本傳播到台灣的犯罪故事。那麼，屬於台灣本地的真實案件改編小說，又從何處開始呢？答案是同樣由日本作家開啟的「偵探實話」傳統——然而在這個傳統中，無法被忽略的一位，則是兼具台灣人與警察的身分，而以日語寫作的許丙丁。
日本時代的台灣犯罪書寫，就是在這樣複雜的語言交融下，慢慢展開——

 

菊池三溪與〈胭脂虎傳〉

說起來，台灣第一篇真實案件改編的漢文小說，目前所知應該是1906年，日本人菊池三溪所寫的〈胭脂虎傳〉。

菊池三溪是日本大阪府紀州人，生於1819年，卒於1891年。1895年日本領台時，菊池三溪早已作古。那麼，為什麼台灣的報紙上還會出現他的小說？他是日本的漢學名家，其作品更對在明治期間成長的文學家如森鷗外（1862－1922）、永井荷風（1879－1959）頗有影響。菊池三溪最著名的，便是仿清國《虞初新志》而寫成的《本朝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又是什麼呢？簡單說，虞初是漢武帝時期的小說家，寫了《虞初周說》這本書。日後，「虞初」慢慢成了小說的代名詞。到了清國，文學家張潮蒐羅明末清初的文人稿件，編成《虞初新志》共20卷選集。此一選集的特殊處，在於它大抵都是真人真事。菊池三溪所著的《本朝虞初新志》，正是繼承了張潮「真實事件改編」的理念，藉由菊池的文筆，將發生在日本（「本朝」）的真實事件化為小說集結而成。

〈胭脂虎傳〉便是《本朝虞初新志》收錄的其中一篇，講述明治年間頗為轟動的「毒婦」高橋阿傳（高橋お伝）的故事。高橋阿傳生於19世紀中葉，父親為沼田藩的家老，是武士之女。她14歲成婚，兩年後離婚再嫁。再嫁的丈夫因痲瘋病去世後，阿傳又交了男友。1876年，阿傳因為缺錢，殺了古物商後藤吉蔵，隨即以強盜殺人罪被捕。1879年她被判死刑，成為日本最後一個被斬首的女性死囚。作為武士之女，阿傳的異性關係，在當時可說過於多采多姿，最後又犯下當時女性罕見的殺人罪行，因而成了當時最轟動的風雲人物──她伏法那年，即出現了描述她一生行傳的歌舞伎戲曲與小說，如河竹黙阿弥的〈綴合於伝仮名書〉、仮名垣魯文的〈高橋阿伝夜叉譚〉與岡本起泉〈其名も高橋毒婦の小伝　東京奇聞〉等。在這些作品中，高橋阿傳都被描述為因有異常性慾，而犯下連續殺人罪行的蕩婦，三溪的〈胭脂虎傳〉亦不例外。

說起來，原始版的《本朝虞初新志》早在1883年便已刊行。換言之，《台灣日日新報》上登載的，是已經發行20幾年的小說了。為什麼要刊載已經出版這麼久的小說？很有可能的是，日本殖民者希望能藉由「日本也有漢文作品」來拉近與台灣知識分子的距離。藉由「書同文」，對本地知識分子展現出殖民者並非不懂文化的「蠻夷」、顯現出「以禮相待」的誠意之外，選擇《本朝虞初新志》這類真人真事的小說作品，多少也能讓「新附之民」的台灣人惡補一下日本歷史與社會的概況──這是掩藏在〈胭脂虎傳〉背後更為沉鬱的動機。

打造「在地名偵探」！飯岡刑事與〈士林川血染船〉

透過真實案件改編的漢文小說，讓台灣人更加了解殖民母國情況的同時，在台灣的日本人也致力於打造屬於他們的家園與神話。1896年，日本在士林替6位慘遭殺害的日籍教師所立下「學務官僚遭難之碑」；1901年，台灣神社落成，奉祀在台灣過世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都是此系統的一部分。然而，並不只有死者會被英雄化，能使殖民地保持秩序井然的生者，也同樣需要宣傳。

1907年，士林發生了一個奇特的案件：在今日社子島（古稱渡船頭）一帶，發現了一只木造平底小船「紅頭船」。紅頭船在當時並不稀奇，是基隆河與淡水河上常見的運貨小船。然而奇怪的是，這艘船是空的，船上的草蓆則發出濃烈的血腥味──整艘紅頭船內部，幾乎是血跡斑斑。

「血染船」，報紙這樣稱呼。由於當時正逢農曆新年期間，因此失蹤船主的身分很快就得到確認：年方28歲的林東照與友人張省沒有按照預定的行程返家。焦急的父親很快認出那是兒子的船，然而問題是，林東照到哪兒去了？

林東照的父親說，兒子以販賣石炭為業，常在士林一帶做生意。綜合顧客與船塢路人的證言，這艘船上除了林東照外，還有幫他看船的友人張省。那麼，是年方11歲的張省殺了林東照，然後逃跑嗎？其實也不是。有證人指稱，就在林東照與張省徹底失蹤之前，船上還有第三人，「著淺黃之衣。與黑色之袴。頭亦裹有頭巾。年在三十內外。」警方推測，應是此人得知林東照賣炭賺了錢，趁兩人熟睡時下手殺害，將屍體推入水中，捲款潛逃。警方循線追查，終於透過「死去林東照的幽靈現身」的傳聞，查得真兇為住在錫口（今松山）一帶的無賴王再傳與許家。

1919年，屬於法界與警界等專業人士的業內刊物《臺法月報》，刊載了飯岡秀三以小說筆法所寫的〈士林川血染船〉，這篇小說重新講述了這個在1907年發生的案件。這種寫作方式，稱為「偵探實話」或「偵探實錄」。

在〈士林川血染船〉開始前，署名「一記者」的作者簡單介紹了飯岡秀三這位優秀刑事──他曾偵破1905年的台北監獄逃獄事件、1907年的銀貨事件，「士林川血染船」也是在這位老練警察的法眼下，才得以破案。這次，「一記者」找到了當時在北警察署擔任刑事的飯岡秀三口述「以饗讀者」。

 

飯岡秀三（左），《臺灣警察協會雜誌》74期，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23年7月25日，頁72-86。
〈探偵實話　血染の漂流船〉（右），《臺灣警察協會雜誌》58期，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22年3月25日，頁71-76。

 

「一記者」又是誰呢？根據1914年曾經出版過《士林川血染の漂流船》這本書，「一記者」應該便是此書的作者座光東平。然而，為什麼已在5年前出版過的故事，會再次登上業內雜誌？這個故事與已出版的小說又有哪裡不同？由於《士林川血染の漂流船》一書今日只存書目，這個問題或許難以得到解答。

較有可能的推測，是飯岡秀三此時已成為台灣警界中頗有名聲的人物。1922年，《臺灣警察協會雜誌》上又再度刊載了〈探偵實話　血染の漂流船〉，隔年，他便獲得警察協會的表彰，細數了飯岡抵台後從軍事到警務的功績。

據研究者橫路啟子的觀點，〈士林川血染漂流船〉此故事一再現身，是日人打造「在地名偵探」的一環。這個故事在1922年9月再次被兒童雜誌《學友》改寫為〈士林川血染の小船〉，正是最佳證明。

綜觀1920年代到1930年代，被稱為「偵探實話」（真實案件改編小說）的作品不斷出現。案件越懸疑詭妙，越能顯現出破案者的高明──而那往往是屬於殖民者的榮光。

 

稀有的台籍巡查部長許丙丁與《實話偵探秘帖》

回顧台灣的「偵探實話」類作品，會發現日本人作家的比例明顯很高。這與「偵探實話」早已在日本廣為流傳，有著根本的關聯性。然而另一方面，台灣警界長期以來缺乏台灣籍的高階警察，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在1920年以前，想當警察的台灣人只能透過「巡查補教習所」接受訓練。顧名思義，巡查補教習所畢業後，能擔任的職務就是巡查補。那麼，巡查補是什麼樣的階級呢？它大約相當於今日的初階員警。另一方面，由於缺乏正式教育的管道，升遷的空間自然因此限縮。這樣顯著的差別待遇，自然會引發台灣人的不滿。

1920年，總督府舉辦了首次「台灣人巡查練習生採用考試」，正是對此一個安撫性的回應。透過這場錄取率約5%的考試，有30多名台灣人成了「巡查練習生」。台南出身的許丙丁正是其中一人。

 

許丙丁。國家文化資料庫。

1899年出生的許丙丁，字鏡汀，號綠珊盦主人。他的生平非常有意思──不僅曾經擔任警察、寫過以《封神演義》為靈感，將神怪鬥智轉為府城在地化書寫的《小封神》，本人更是知名的漫畫家、詩人、戲曲評論家與歌謠詮釋者。他之所以去當警察，是因為家境所迫。如前所述，他通過了總錄取率約5%的考試，進入「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修業，成為第一批台籍巡查練習生。結訓後，他被分發至台南州新豐郡擔任巡查，5年後升任巡查部長。許丙丁終於成了台南州警界唯二擁有巡查部長資格的台籍警察──這和前面提及的飯岡秀三，已是同等級的職務。

 

許丙丁的「警察川柳漫畫」。《臺灣警察時報》，1932年1月1日，頁172-181。

 

然而，即使許丙丁毋庸置疑的優秀，他的頭上仍有著專屬於台灣人的玻璃天花板。直到他在1944年退休為止，他的職級一直維持在「巡查部長」未曾更動。台灣人確實是在職級上進了一步，然而那一步之後，仍有一堵看不見的高牆。

就在他退休前一年，許丙丁以日文姓名「本山泰若」在嘉義蘭記書局出版了《實話偵探秘帖》一書。從篇名明白標示出的「實話」與內文序言，可知本書是許丙丁將警察時代親身經歷的真實案件，小說化後集結而成。本書共計5篇，分別是〈扮女裝的殺人鬼〉、〈烏鴉．報惡運〉、〈殺人放火鬼：楊萬寶〉、〈白鼠事件〉與〈如何預防世上犯罪〉。其中，〈殺人放火鬼：楊萬寶〉一篇，在戰後歷經大幅改寫，成了與廖添丁相關的故事，繼續留在大眾的心目中──但，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參考資料

《台灣日日新報》
《台法月報》
《台灣警察協會雜誌》
横路啓子，〈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名探偵の誕生－「飯岡刑事」を例に－〉，《日本語日本文學》47期 ，2018.07.01， P24-40
呂淳鈺，〈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考察〉，政大中文所碩論，2004年。
 

 

©山米Sammixyz

 

作者／路那

臺大臺文所博士、臺灣推理作家協會成員。熱愛謎團但拙於推理，最大的幸福是躲在故事裡，希望終生不會失去閱讀的熱情。
合著有《圖解台灣史》、《現代日本的形成》、《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等。

插畫／山米Sammixyz

一直用創作療癒自己，近幾年逐漸嘗試展現與表達，心存感激欣賞的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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