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複多變的日治時期臺灣推理

分享作品

日治臺灣偵探檔案室 2022-11-29 路那

從本專欄的文章中，相信大家已經發現，想理解日治時期臺灣推理小說的書寫，除了本地固有的脈絡外，也不可忽略來自日本、中國與歐美的影響。從初登場卻已非常成熟的〈艋舺殺人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在當時便已深入接受推理敘事的痕跡，以及此一痕跡如何透過殖民者之眼轉印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從1910年據英國真實案件改寫的〈銀塊案〉中，能觀察到當時臺灣的漢文寫作者對世界的關注；而從李逸濤的作品中，則能看到臺灣古典漢文人鎔鑄現代與傳統的企圖心。這三個特徵，可說貫穿整個日治時期。

從「臺灣明治時期」到「臺灣昭和時期」

1912年，大正時期開始。隨著時間的遞嬗，臺灣的日文推理創作者逐漸離開報紙，轉移到雜誌上。此時，以偵探實話類的作品最為突出。相對來說，漢文推理創作者倒是堅守版面。繼李逸濤後，多才多藝的弟控魏清德也加入了偵探小說的寫作行列。比起斷尾俠李逸濤，魏清德的完稿紀錄無疑要輝煌許多。他甚至創造了一個系列偵探「鏤骨」──但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伴隨著大正時期到來的，還有1912年中華民國推翻清國。此後，許多新一代的臺灣本島知識份子對新生的中華民國殷切頗深。除了持續關注政治情勢的變遷外，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也對臺灣有著不小的影響。在推理文學的場域，最清楚可見的便是進入昭和時期後，漢語白話文小說的陸續現身。舉例來說，《風月報》上便刊載了通俗小說家吳漫沙翻譯的福爾摩斯探案〈俠女歷險記〉與陳蔚然的〈他的勝利〉等。其中，〈他的勝利〉一篇雖然簡短，卻標示了臺灣漢文推理小說由淺近文言的舊文人世代，轉向白話漢文的通俗小說家世代，頗具文學史意義。

《風月報》於1939年連載的〈俠女探險記〉。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在昭和年代登場後，最引人矚目的特徵，應屬推理文藝論的現身。報刊上開始轉載日本推理小說家甲賀三郎〈擷取科學的文藝作品〉與小說家中村武羅夫〈對偵探小說的考察〉等文，甲賀三郎稍後甚至造訪臺灣並發表了演講。與此同時，日文推理創作也由偵探實話轉向趣味性與遊戲性更高的小說。在漢文的部分，曾任警察官吏練習所臺語教師的謝雪漁從此時開始投身推理創作，寫出一系列以日本為背景，在科學上更貼近實際運作狀態的短篇小說。儘管在故事性上謝雪漁不像魏清德一樣滿是奇思妙想，但他的作品卻帶有一絲今日警察小說的面貌。

甲賀三郎的偵探小說〈死化粧する女〉。日本國會圖書館典藏。

臺灣昭和時期也是推理小說逐漸融入臺灣社會的一個時期。1930年，嘉義蘭記書局推出的《中學程度高級漢文讀本》中，收錄了福爾摩斯探案〈佛國寶〉（今譯《四簽名》）的摘錄。1934年的「第二十五回圖書調查委員會」紀錄中，森下雨村的推理小說《少年偵探　謎之暗號》被指定為推薦讀物。三年後則又列入了德國作家凱斯特納的《小偵探愛彌兒》。推理小說的啟蒙性，與藉由證據找出真兇的方式對固有體制的捍衛，顯然受到了官方的認可。

整體而言，臺灣昭和時期的推理小說已邁入成熟。可惜的是隨後便進入戰爭白熱化時期，相關刊物在持續受到箝制的情況下無法繼續發展。「臺灣昭和時期」最終隨著大戰結束，終止在1945年的8月。

謝雪漁的小說〈英雌傳〉，文武雙全的女主角麗君對抗大盜張華。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戰爭之後

戰後，許多臺灣人對「祖國」的統治懷抱著樂觀的態度，然而僅僅一年多後，行政長官公署便禁止報章雜誌日文欄位，此後陸續宣布日文禁令，甚至焚毀日文書籍，當初那些樂觀的心情，不由得漸漸冷卻。

戰爭的混亂與戰後語言轉換的困難，讓許多臺灣文學創作者難以或不願再進行創作，而持續耕耘推理者也就更加稀少。漢語文言戰前名家如謝雪漁、魏清德等，在戰後以詩作為主，別說推理小說，連小說都不太寫。漢語白話文作家群更專注於政局的討論和思想的爭辯。至於日本人作家呢？他們大多數被遣送回國，僅有少數如金關丈夫等人，因其專業獲得留用。由此，戰後初期較活躍的本地推理創作者實際上是屈指可數的──連五根手指都無法數滿的程度。

臺大教授金關丈夫以筆名林熊生發表偵探小說〈龍山寺的曹老人〉，封面為立石鐵臣設計。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斷裂的脈絡與再發現的可能

相信大家看到現在，對日治時期的臺灣推理小說應該更有概念了吧！在本專欄首篇〈日治時期的台灣，偵探小說正流行？〉中，我曾提到偵探小說之所以會被引入，是因為它富含邏輯的同時，又兼具娛樂性。此一「寓教於樂」的結合，讓急於趕上西洋列強的東亞知識分子敞開心胸，接納了它。

然而其實就算在推理小說原生地的歐美，它也很「新」。實際上，推理小說的出現，與工業革命帶來的現代化進程息息相關──在傳統的鄉村，鄰里關係相當緊密，誰與誰有齟齬，每個村民都一清二楚。工業革命興起後，鄉村人口開始外移到都市以尋求更多工作機會，傳統鄉村居民對彼此瞭若指掌的社會結構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依照個人衣著習性、生活作息與口音判斷身分的現代都市。明明與鄰居只隔一道牆，作息也差不多，但卻對彼此的背景不甚清楚，可說是城市人的常態。正是在這樣的狀況下，「犯罪」才逐漸演變成了「謎團」。解開謎團的需求與人才──比如現代的警察制度──也才應運而生。因此，英國小說家卻斯特頓（G. K. Chesterton）才會說「偵探小說是最早，也是唯一能表達現代生活詩意的大眾文學形式。」這個「現代生活詩意」，指陳的正是工業革命前後人類截然不同的生活型態。

福爾摩斯探案〈花斑帶探案〉，福爾摩斯住在英國大都市倫敦破解種種懸疑案件。明尼蘇達大學典藏。

那麼，當這麼一個深具「現代生活」意義的文類，被「開始熟悉現代生活」的殖民者移植到「還沒有那麼現代」的臺灣時，會發生什麼事呢？在殖民狀態下移植進入台灣的現代性，除了「生活的詩意」以外，顯然存在著更複雜而微妙、難以「詩意」簡單帶過的複雜處境。因此，儘管由今日的眼光回望，在當時許多相關的作品無疑都是「不成熟的」。但與其以挑剔的眼光批評這些作品的不成熟或「無意識」，或許更應該著眼於我們曾以為古板而守舊的前人，實際上不僅勤奮地吸收新知，更無畏地下筆實踐的氣魄。

無論成熟與否，也無論有意識與否，他們都共同構築了一個複雜多變、引人入勝，卻因為政治因素而罕為人知的場域。肇因於長久以來的政治干擾所導致的漠視，致使日治時期的臺灣推理文學和新文學一樣，歷經了「斷裂」與「再發現」的過程。不消說，由於長久以來對類型文學「低俗」的評價，推理文學在這樣的「大中斷」後，再發現的過程相較於新文學，甚至還要更受漠視。令人不解的是，這樣的漠視甚至蔓延到了當代評論家的領域──我曾讀到有論者認為，因為這些小說對當代的臺灣推理小說家沒有影響，因而認為這樣的「考古」是毫無意義的。然而，確然是如此嗎？這些考察是毫無意義的嗎？確實，當代小說家甚少受到日治時期作者的影響，但那不代表現今與未來的作家們往後不會與「出土史料」進行對話，或從中汲取靈感、加以繼承與改造吧？臺灣是個移民與殖民之島，這就注定了我們無法承繼一個不受干擾的歷史（說起來，又有什麼歷史是「不受干擾」的呢？）我們可以選擇開創嶄新的歷史，也同樣可以選擇挖掘那些被塵封的過去、給予前行的創作者們所應得的矚目。畢竟，誰也無法確知，現在被繼承的、受影響的，是否就能一路順遂地持續發展下去，而不受任何神秘力量的侵襲，導致「大中斷」的再次發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