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之前，偵探小說就已經出現
提到偵探小說，你會想到誰呢？柯南．道爾與他筆下到現在還改編不斷的福爾摩斯？阿嘉莎．克莉絲蒂和她被改編搞砸的《東方快車謀殺案》？或者是《文豪野犬》裡太過俊美的江戶川亂步？
如果我說，不僅你會想到他們，連歷史課本上，一百多年前的名人們也會想到他們的話……？不不，先別急著罵我唬爛──我們先來對個年譜吧！眾所周知，臺灣在1895年甲午戰爭後，很快地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那麼，目前日本公認第一篇偵探小說發表在何時呢？噢，那可是1841年，由文豪．愛倫坡（對，就是《文豪野犬》第2季出現的那個愛倫坡）所作的〈莫爾格街凶殺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它出現的時間，可是比臺灣進入日治時期還要早個50年呢！
愛倫坡肖像。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典藏
這篇小說，在1886年飄洋過海抵達日本，由小說家饗庭篁村在《讀賣新聞》上翻譯連載。由於饗庭篁村不諳英語，因此他的翻譯，是潤飾朋友的口譯而來，並不是原文的忠實翻譯。然而不管怎麼樣，偵探小說在日本算是「著陸」了。1880年代末，須藤南翠、黑岩淚香等人陸續寫出了被稱為「日本偵探小說嚆矢」的作品。
另一方面，彼時的大清國又如何呢？雖然清國對愛倫坡的翻譯較日本更晚，但倒是很早就翻譯了柯南．道爾的作品。1887年出版的《血字的研究》，只花了10年的時間，就在清國擁有了一眾讀者：1896年，《時務報》的編輯張坤德翻了柯南．道爾4篇小說，立刻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福爾摩斯、華生與探長一同查看牆上血字的插圖，出自1891年版《血字的研究》。大英圖書館典藏。
《時務報》所刊載的福爾摩斯故事翻譯。
梁啟超，與他的「小說界革命」
為什麼偵探小說在清國和日本都受到熱烈的歡迎？這就要舉一個課本上的名人開始說起了，那就是鼎鼎大名的梁啟超。
提到梁啟超，會想到的，大概就是他和他老師康有為一起推動的戊戌變法了吧？1894年甲午戰爭的失敗，導致了戊戌變法的實施，然而慈禧太后的反對，讓這場變法僅僅104天就結束。失去了政治舞臺的梁啟超，想到了另一個維新的途徑──他不管朝廷了（實際上也是管不到），他要啟蒙大眾！
怎麼做呢？梁啟超的其中一個途徑，就是提倡「小說界革命」。這革命說起來也不難，就是鼓勵大家看新引入的西洋翻譯小說。這個乍聽之下和《少女革命》一樣令人摸不著頭腦的提議，背後其實有著深沉而複雜的動機──梁啟超認為當時的西洋小說，和清國固有的傳統小說不一樣，不以勸善懲惡為唯一目的，因此若民眾讀了「新小說」，他們也會慢慢地被這些新小說潛移默化，達到跳脫傳統的成效。
這個看起來很「鏘」的想法，背後其實有著鐵錚錚的案例，那就是明治維新後成功打敗清國，取得臺灣的日本。1880年代，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正是伴隨著政治小說熱潮而興起的。在遊戲《文豪與煉金術師》登場的坪內逍遙，正是因此出版了名著《小說神髓》，藉由批判江戶時期帶有教化意味的文學觀，建立起日本近代文學的基點。
那麼循著這樣的思路，當時的讀者覺得哪些小說最值得引入呢？晚清學者孫寶瑄說：「觀西人政治小說，可以悟政治原理；觀科學小說，可以通種種格物原理；觀包探小說，可以覘西國人情土俗及其居心之險詐詭變，有非我國所能及者。」顯然政治小說、科學小說和包探（即偵探）小說，是他認為「大有助於學問也」的三類作品。
喜歡福爾摩斯的林獻堂
綜上所述，清國和日本，這兩個臺灣曾經的（殖民）母國，都已經陷入了偵探小說的羅網之中。那麼，受這兩地文化影響甚深的臺灣，顯然不可能自外於這樣的潮流。事實上，日本領臺後不久，臺灣就已開始出現以日文、漢文撰寫的相關作品。在1917年創立的嘉義「蘭記書局」、1926年蔣渭水在臺北開設的文化書局的圖書目錄裡，都可以找到翻譯偵探小說──沒錯，正是鼎鼎大名的《福爾摩斯偵探全集》。
1903年出版的Collier雜誌，封面插畫是福爾摩斯短篇故事〈諾伍德建築師的冒險〉。明尼蘇達大學典藏。
這股潮流，甚至連我們印象裡總是一臉嚴肅、憂國憂民的聞人林獻堂也難以抵擋。熱心於啟蒙與教育的林獻堂，不只和臺中仕紳們聯手創辦了今日的臺中一中，更透過支持「一新會」的創辦，為女性的受教權付出了莫大的努力。他在日記中曾記載自己勸誡晚輩「看新聞、讀小說，以長智識，並以引起讀書趣味。」顯然對小說的教化功能有著無比的信心。
而儘管林獻堂在日記裡曾寫下他聽祕書湯成章談日本人著的偵探小說，認為「無甚價值」，但對於至今仍廣受喜愛的福爾摩斯探案系列，林獻堂卻似乎難以抗拒它的存在，自1931年起，林獻堂六度在日記中提到他受親友邀請聊聊小說，選擇講述福爾摩斯的事情。他尤其偏愛〈佛國寶〉，6次裡面有5次明確地提到了本篇。
〈佛國寶〉？《福爾摩斯探案集》中有這篇小說嗎？實際上還真的有，它就是今日的《四簽名》（The Sign of the Four）。這個故事講述後來成為華生太太的瑪麗．摩斯坦小姐收到珍珠與奇怪的邀請函，因此請福爾摩斯調查此事。福爾摩斯與華生發現，信件與珍珠實際上是瑪麗已故父親的同僚送來的。原來，瑪莉父親之死，與他有關。那是同僚為了表達歉意，而送給瑪麗的補償。然而此時卻發生了一起謀殺案，福爾摩斯與華生循線找到真兇後，發現原來所謂的「補償」，實際上來自於印度──是的，也就是篇名的「佛國寶」。
這個篇名固然簡潔了當正中紅心，然而從今日閱讀的標準來說，它同時也是無視於偵探小說閱讀過程中應有的懸疑性，擅自在標題爆雷的翻譯。然而無論是翻譯者或讀者對此都毫無所覺，一邊翻得其樂無窮，另一邊讀得津津有味，其實也可以看到今日普遍被認知為「潛規則」的閱讀默契，在當時尚未建立的歷史痕跡。
中華書局印行的《佛國寶》封面。
從《佛國寶》這個譯名，也可以查出林獻堂讀的到底是哪個版本。經學者考證，那是1916年由劉半農主編，召集了程小青、周瘦鵑、嚴獨鶴等人以淺近文言翻譯，由中華書局出版的12冊全集──值得大家留意的是，此時柯南．道爾還有幾個福爾摩斯故事尚未寫出來喔！而劉半農這個主編也相當盡責，除了找了程小青等名家翻譯外，還自己寫了〈英勛士柯南道爾小傳〉介紹作家，小說也都附上英文名。不用說，這麼認真翻譯的版本，立刻成了最具代表性的譯本。
為看小說而缺席活動的黃旺成
除了林獻堂外，臺灣民眾黨創立委員之一的黃旺成，也有一本異常喜愛的偵探小說。這本名為《白髮鬼》的小說，是英國暢銷作家瑪莉．柯雷利（Marie Corelli）出版於1886年的《復仇！或，一個被遺忘的故事》（Vendetta! or, The Story of One Forgotten），後經黑岩淚香、江戶川亂步兩度翻譯改寫為日文作品。
在紐約出版的《白髮鬼》小說封面，由Earl Christy繪製。HathiTrust典藏。
從《黃旺成先生日記》中記載的時間與內容，我們可以確定他讀的是早期的黑岩淚香版，也發現他大概花了3天左右讀完這本小說，中間甚至缺席了運動會、臺中座的文化演講會等活動，只顧著「淫讀小說《白髮鬼》」，同時一邊寫下劇情大綱。當他終於讀完之後，不僅在日記裡簡短地記載了心得：「觀至報讐之慘，令人悚然生恐」，更在讀完的2天後，召集親友到自家宿舍「聽予演說小說《白髮鬼》」。 可見這本如今已然絕版的小說對時人的魅力。
透過林獻堂與黃旺成，可知日治時期的臺灣，已經是個「偵探小說友善」的社會了。但，僅僅如此而已嗎？除了讀者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角色登場呢？
我們對日治時期偵探小說在臺灣發展情形的探究，才正要開始！
©山米Sammixyz
參考資料：
中研院臺史所臺灣日記資料庫
王品涵，〈跨國文本脈絡下的臺灣漢文犯罪小說研究（1895-1945）〉，臺大臺文所碩論，2009年
丁希如，《日據時期臺灣嘉義蘭記書局研究》，元華文創，2017年
柳書琴等，《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文學辭典》，聯經出版社，2019年
作者／路那
臺大臺文所博士候選人、臺灣推理作家協會成員。熱愛謎團但拙於推理，最大的幸福是躲在故事裡，希望終生不會失去閱讀的熱情。
合著有《圖解台灣史》、《現代日本的形成》、《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等。
插畫／山米Sammixyz
一直用創作療癒自己，近幾年逐漸嘗試展現與表達，心存感激欣賞的各位！
繪製經歷有小說封面、桌遊、主視覺插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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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臺灣偵探檔案室 專題
✔ 日治時期的臺灣，偵探小說正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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