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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課本像漫畫：夢想與現實之間的學習漫畫
1982年《海外學人》雜誌的地方新聞欄，引用高雄橋頭國中學生投稿在校刊的文章，說出「如果課本像漫畫書」的夢想，認為課本若像漫畫書一樣，保證三天就被翻爛，還會嚷著要看續集，人人都成為自動自發學習的好學生。
這個有點異想天開的夢想，絕對不是第一次有人提出，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現在上網稍微搜尋一下，就會發現許多以「如果課本像漫畫書」為題的作文範本，來激發兒童想像力。
不過數十年下來，課本還是課本，漫畫還是漫畫，兩者涇渭分明，當年的夢想依然沒有實現。但在正規的學校教育之外，還是有許多出版社，在代表學習的課本與代表娛樂的漫畫之間開拓市場，嘗試投入以漫畫傳遞知識的工作。在學習與娛樂兩者之間誕生的，就是「學習漫畫」這個特殊的文類。
特殊文類反應大人期待
在漫畫大國日本，以漫畫傳遞知識的方法可追溯到1930年代。當時充斥與歐美列強競爭的氣氛，為了要讓兒童對科學知識更有興趣，發展出「科學漫畫」或「勉強（用功）漫畫」，可說是戰後「學習漫畫」的濫觴。同時，這些帶有教育意義的漫畫，也要與市場上「不健康的漫畫」競爭。
由於學習漫畫具有為兒童製作的意識，反映出大人對兒童文化該有何種樣態的期待，也就脫離不了輔助學習的性質，以及與娛樂性漫畫對抗的宿命。另一方面，也有如赤塚不二夫、石之森章太郎等漫畫家，認為學習漫畫不應該限定於兒童，進而製作給大人看的學習漫畫。
最近在日本更有「這也是學習漫畫！」特展，由專家學者選出具有教育意義的漫畫，學習漫畫越來越廣泛多元，輔助學習的漫畫文類也不斷推陳出新。或許我們可以說：廣義的學習漫畫包括各種「具有教育意義的漫畫」，但狹義的學習漫畫，則只包括「以教育意義為前提而製作的漫畫」。
以具體的例子來說，探討多元性別的《放浪男孩》、描繪多元家庭樣貌的《弟之夫》，以及人體細胞擬人化的《工作細胞》，雖然可視為廣義的學習漫畫，但本質上仍是娛樂性漫畫；至於編製時就帶有教育意味的科學、歷史、傳記、經典文學等漫畫，例如臺灣本土自製的《達克比辦案》系列科普漫畫，就算是狹義的學習漫畫。
《工作細胞》雖為娛樂漫畫，但因其知識正確並具教育意義，可視為廣義的學習漫畫。© 東立出版社提供
在禁錮與抄近路中演變
臺灣深受日本漫畫文化影響，學習漫畫也是從日本引進居多。以漫畫為特藏的臺北市立圖書館中崙分館，目前能夠找到最早的學習漫畫，是東方出版社在1966年出版的《圖解科學文庫》（十二冊），這是基於日本集英社《なぜなぜ学習漫画文庫》描抄，加上部分原創的學習漫畫。這時臺灣仍在戒嚴時期，漫畫受到管制，出版前必須送到國立編譯館審查，限制漫畫的出版數量。
1980年代是臺灣本土漫畫重新起飛的時代，許多出版社開始致力於「讓課本變得像漫畫一樣」。1983年，鄧有立率領的團隊製作出版《中華卡通兒童漫畫故事專輯》，將國編本小學國語課本內容改編成漫畫，次年又推出數學和三民主義的改編漫畫，延伸課本漫畫化的觸角。隔年，知名《漢聲小百科》出版，內容雖非全部都是漫畫，但也運用了相當程度的漫畫手法，以劇情帶出知識。
到了1985年，蔡志忠開始創作《莊子說》，以漫畫方式突破文言文的障礙，重塑諸子百家的言論和思想，帶領了一陣流行風潮，並開啟日後改編中國思想與文學經典的「中國歷代經典寶庫」系列創作。
1987年七月解嚴後，漫畫審查制度廢除，臺灣的漫畫市場也就進入一段出版自由，盜版也自由的狂飆時期。帶領學習漫畫出版風氣的是牛頓出版社，該社獲得日本集英社授權，在1988年陸續出版《漫畫世界的歷史》和《漫畫中國的歷史》兩套影響深遠的學習漫畫。其中《漫畫世界的歷史》在短短四年內就出現了好幾個未授權的版本，足見其熱門程度，許多出版社都想分一杯羹。
但有趣的是，集英社原版的內容中，對中國共產黨多有美化，這與1980年代臺灣的官方意識型態不合，因此不論是授權版或是未授權版，每家出版社都在提及中國共產黨的章節努力改編，甚至換上重繪的內容，以符合當年反共抗俄的政治氣氛。
集英社原版的封面人物毛澤東，在牛頓版（左）被換成蔣介石，冠誌版（中）換成蔣經國，只有晚出的暢文版（右）保持原樣。
多元類型與觀點迸發
漫畫審查制度廢止之後，學習漫畫更加蓬勃發展，類型也更為多元。1988年以降，牛頓出版社發行一系列成語學習漫畫，1989年和1990年又動員國內漫畫家，相繼出版《漫畫世界名人傳記》和《漫畫中國名人傳記》兩大系列，合計五十五冊的傳記漫畫。內容除了漫畫傳記故事以外，還加入各種補充資訊，充分發揮學習漫畫作為輔助性教材的功能。
除了牛頓出版社，當時已經以《皮皮》、《烏龍院》而成名的敖幼祥，也運用《烏龍院》中的角色，創作出《敖幼祥的漫畫中國成語》，在漫畫家與出版社共同努力下，漫畫終於在1980年代末期進入老師向學生推薦的好書名單。
當時所出版的學習漫畫中，仍隱約透露出與日本娛樂性漫畫競爭的心態，也展現服膺官方文化民族主義的態度。從序跋中用「慶幸自己是中國人」表達繼承發揚文化遺產、任重道遠的自覺，或是主張「創意救中國」的自豪感，都反映那個年代文化界常見的心態。
或許就是這樣，讓臺灣出版社與中國方面的漫畫家合作，似乎是水到渠成的結果。例如1990年牛頓出版的《漫畫中國文學名著》，光復書局出版的《畫說中國歷史》，就表明是兩岸合作下的產物。但在當時，他們似乎還不敢說出與哪些對岸漫畫家合作，直到1992年，牛頓出版社在《彩繪中國歷史全集》中，才明確列出與中國合作的對象，及參與漫畫家的名字。
在官方文化民族主義之外，也有郝廣才率領團隊製作《漫畫臺灣歷史故事》，經過兩年籌備後在1990年出版。這股潛藏於臺灣社會中的力量，逐漸顯露於各層面，臺灣史的學術研究也蓬勃發展，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史觀，就展現在1998年出版，由吳密察策畫的《漫畫臺灣史》之中。後來上述兩套臺灣史學習漫畫也歷經改版，分別在2001年和2005年推出新版本。大約同時，杜福安的《漫畫臺灣歷史》也在2002年由玉山社出版。
90年代，國中增加「認識臺灣」課程，出版社相繼發行臺灣史學習漫畫。
多重競爭，進口勢力夾擊
臺灣意識上升的1990年代，卻也是臺灣本土漫畫由盛轉衰的時期。外國漫畫造成的壓力，以及中國的磁吸效應，都使本土漫畫產業情勢迅速轉為嚴峻。關於外國漫畫的壓力，日本以既有漫畫角色（例如哆啦A夢、蠟筆小新、名偵探柯南）發展的學習漫畫，也乘著娛樂性漫畫之勢進入市場。
另一方面，韓國的學習漫畫自1990年代以後大有發展，臺灣也開始引進。目前找到最早的進口韓國學習漫畫，應該是夸父出版社於1996年出版的《圖解世界歷史全集》，之後1998年又有國際少年村代理出版《科學EQ學習漫畫》。廿年之後，在書店的兒童書區，韓國學習漫畫已有凌駕日本的氣勢。
為什麼在臺灣的學習漫畫市場，本土漫畫發展總是不如進口漫畫？解釋臺灣本土漫畫衰退的理論，似乎都可以適用於學習漫畫這個文類。例如從國外進口現成學習漫畫產品，比起投資本土學習漫畫更有效益，還可以快速以新產品解除家長的教養焦慮。
漫畫家蔡志忠曾經提及，1984年就有出版社與他接觸，計畫推出「中國歷史漫畫系列」的學習漫畫，但因投資人不看好而胎死腹中。在臺灣漫畫市場極盛期，雖然也有出版社願意投資本土學習漫畫，卻面臨後繼乏力。
不能全怪出版社短視近利，讀者的選擇才是主導市場的關鍵力量。臺灣從盜版時期就深受日本漫畫影響，讀者已習慣日本漫畫的圖像語言，吃不下本土漫畫家的畫風，也是不得不正視的議題。在多重勢力夾殺的嚴峻情勢下，臺灣本土的學習漫畫不只要與進口學習漫畫競爭，還要與娛樂性漫畫競爭，可說處境艱難。
以既有漫畫角色製作的學習漫畫，以IP優勢吸引兒童注意力。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新的想像、新的發展
但回到最早對於學習漫畫的理論，是建立在「大人對兒童文化的想像」之上，所以「大人們」所設想的學習漫畫樣貌，是不是也限制了臺灣的學習漫畫發展？
回顧1982年那位國中生的話語「如果課本像漫畫書一樣」，當學生變成大人，輪到他們來想像兒童文化時，若還是只想著怎麼讓課本變得像漫畫書一樣有趣的話，原本充滿想像力的理想，反而成為了思考的陷阱。難道學習漫畫的內容就只限於將課本知識漫畫化嗎？當然不是。課本的內容只是浩瀚知識之海的一部分，不是知識的全部。
再者，如果學習漫畫只是將課本以另外一個形式呈現，其內容仍然是重複性的知識，容易使讀者感到厭倦。既然如此，本來就已經被多重勢力夾殺的學習漫畫，何必再與課本競爭學生對於知識的注意力呢？
如何運用漫畫來傳達本身就具有趣味的知識，培養各個層面的讀者對於知識的好奇心，拓展出學生以外的學習漫畫市場，這才是我們想像中的學習漫畫應該要嘗試的方向。
話說回來，各位手上的這本《CCC創作集》，算不算是學習漫畫？雖然不是整本都由漫畫構成，但在日本和韓國，學習漫畫也可以是教育雜誌內容的一部分。這樣來看，《CCC創作集》應已帶有教育意義的面向，至少可以放在廣義的學習漫畫之中，各位讀者，你們怎麼看呢？
作者／簡宏逸
一隻被飼養的家貓，不抓老鼠不吃魚，只會埋首做研究。印象中小時候要讀一本學習漫畫才能讀一本小叮噹，但飼主不承認有過此事。研究過傳教士漢學、地名與周邊社會、古代人名稱謂、長崎麒麟尾貓等等，學術雜食性動物是也。最近正以貓的角度研究在倫敦假扮福爾摩沙人的大騙子，還有阿姆斯特丹運河旁的文抄公。
本文原刊載於2019年12月25日出版之《CCC創作集21號：學習不難，漫畫搞定！》。
學習不難，漫畫搞定！ 專題
✔ 假如課本像漫畫：夢想與現實之間的學習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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