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異文化：未曾涉足的異地，久遠懷想的時空

想像異文化 2020-11-12

不論是森薰描繪中亞民族風情的《姊嫁物語》，還是Fengta以羌族文化創作的《毒藥貓》，抑或是邱若龍敘述賽德克族霧社事件歷史的《漫畫．巴萊》，這些作品都有一個共通點，也就是以異文化為創作主題。

「異文化」，乍看之下多以描寫異地的奇風異俗為主，但，從食衣住行育樂習俗到思考模式，只要是描述與自身背景、慣習相異的生活方式，這些故事也能傳遞不同文化的衝擊。

當我們試圖以異文化為作品主題或舞臺時，包括歷史事件、現存不同族群間的文化差異等等，需要從各個不同面向，蒐集與消化大量背景資料後，想像人物設定及劇情發展。沙盤推演漫畫劇情的過程中需要豐富的想像力，但在想像之前，更需要大量的資料作為想像的基礎，這也就是所謂的「轉譯」。

Fengta《毒藥貓》，乃是根據史語所王明珂老師在中國四川羌族地區的研究再創作而成，圖為四川茂縣牛尾巴寨的過新年時年輕女子盪鞦韆的活動。
©王明珂

轉譯異文化

漫畫家在創作此類漫畫時，大抵需要塑造出一個與自己現下所處時空相異的背景。觀察近年來臺灣劇情漫畫出版列表，會發現當中以奇幻架空類型居多，作品中雖有參考實際存在的文化元素如符咒、儀式與本土特色，但虛實雜揉混和，創造出亦真亦幻的空間，更能說服讀者，令讀者產生共鳴。

例如韋宗成《冥戰錄》、簡士頡《北投女巫》等，都是以臺灣實存的地點為背景，在真實場景中加入奇幻元素。透過虛構的奇幻轉化現實中的要素，也可避免爭議。

若是描述歷史上實際發生過的事件呢？張季雅《異人茶跡》、Kinono《蘭人異聞錄》等呈現同一時空中不同族群與文化之間的衝突與合作，蒐集大量資料，架構出劇情內容，在力求符合史實的條件下，努力開闢出戲劇化的情節空間。

另有一些作品背景，在時與地上都離創作者較遠，如本期新連載《毒藥貓》，發生在往昔的四川羌族地區；森薰《姊嫁物語》及《艾瑪》，則分別以十七世紀中亞地區與英國為背景。

繪製這些作品，除查找歷史資料與新聞報導等外，人類學者在當地進行田野調查後撰寫的民族誌，蘊含豐富細節，也會是很好的參考資料來源。如果欲創作的歷史故事中，曾參與現場的人們或其後代還在世，也可如同邱若龍構思《漫畫．巴萊》，前往賽德克族部落拜訪參與過現場或曾耳聞的耆老，獲得第一手資料。

若作品以當代時空為背景，描繪一般民眾較不熟悉的生活形態，除參考已化為紙面資料的歷史與民族誌研究，進行田野調查、親身取材，更是五感浸淫故事場景中的絕佳機會。拜訪當地、參與儀式，親耳聽到在地人的口述、體驗人情或是衝擊……這些都能延伸創作者進一步的想像。如近年來創作者多喜歡將民俗元素納入漫畫，左萱《神之鄉》及韋蘺若明《送葬協奏曲》，即各自納入了大溪民俗藝陣與生命禮儀等。

一個文化所涵蓋範圍廣大又龐雜，從食衣住行到價值觀無所不包，還涉及觀點與切入角度的問題，我們需要梳理這一切的方法論，幫助我們從故事主旨、情節架構、角色塑造等做全面性的統整與思考。整個創作過程中，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與民族誌資料，以及對文化詮釋的討論，皆可幫助創作者繪製出更為逼真、深刻、撼動人心的故事。

人類學始於殖民!?

人類學，是研究人群的學科，發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帝國主義擴張殖民地時期，殖民政府為理解殖民地現況，派人到當地進行全面性的社會調查，包含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調查者須長期待在異鄉，學習當地語言，與當地人一起生活，同時進行參與觀察、做訪談紀錄，蒐集到資料後，再將之整理成民族誌。此時的民族誌是以族群／部落／社會單位所進行之全面與細緻的紀錄。

臺灣於日本殖民時期，也有人類學者如鳥居龍藏、伊能嘉矩等人，他們曾深入臺灣山林調查原住民族群文化特色，如伊能嘉矩《臺灣蕃人事情》中，即首先提出了臺灣原住民的分類架構。

民族誌的形式與內容，隨時空經過多次變化，但描述研究對象的文化內涵，是始終不變的核心，尤其是對方的文化邏輯、行為模式：「他們做了哪些事情？為什麼這麼做？」試圖讓閱讀者深入理解對象的文化內涵。

霧社事件發生地霧社的照片。此照片為1941年1月，當時臺灣總督長谷川清視察霧社地區時拍攝的紀錄。殖民時代的攝影紀錄，也會成為還原時代背景的重要參考。
©中研院臺史所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

臺灣歷史博物館於2018年7月24日至2019年1月1日舉辦「重返•田野：伊能嘉矩與臺灣特展」，其中展出伊能嘉矩調查原住民的分類架構手稿。

民族誌資料是創作寶庫

民族誌是經過研究者揀選資料、詮釋後的文本，大多以故事與對話形式呈現，且細緻描寫事件發生的情境，因其本身即蘊含豐富故事性，容易讓讀者進入某時空與某些人的心境。再者，民族誌中記載的說法通常不會僅限於一方，大多針對一個事件或一個現象，呈現多方觀點。

當我們構思繪製異文化漫畫，需要塑造特定文化情境下的角色形象與故事背景時，可透過民族誌，認識創作對象的文化脈絡，了解其生活形態、價值觀與不同立場的觀點，作為構思主旨、架構劇情的依據與參考。

以臺灣為例，最容易獲取的民族誌，就是大專院校碩博士論文。時至今日，人文社會科學相關系所，皆有採用田野調查與民族誌方法進行研究，主題五花八門。於資料庫中鍵入欲取材的關鍵字，再以論文的參考文獻為基礎，進一步擴展取材資料，是絕佳的入門磚。

文化詮釋的兩道難題

當閱讀完民族誌資料，並試圖創作立基於異文化的故事時，常會面臨兩個困境：一是知識傳遞的真實性，注重的是故事內容是否傳達出正確事實，真實程度又有多少。如：若要敘說某原住民族群史上發生過的故事，基本服飾、圖騰、儀式、飲食、住家等生活空間，就須經過考證，不可挪用其他族群的符號或發明新的。

二是作品創作目的與形式的平衡。我們會問：若是為了創作或藝術呈現，需要加強或弱化，甚至更動某部分的劇情時，該如何平衡選擇所呈現的？

電影《賽德克．巴萊》即是導演魏德聖基於《漫畫．巴萊》漫畫再經詮釋與改編的作品。雖然已比以往其他創作擷取更多面向的口述歷史資料，服裝美術造型也都力求考證與再現，但例如劇情偏重描繪道澤群（Toda）頭目鐵木瓦歷斯因與莫那魯道的私人恩怨，接受日方唆使攻擊德克達雅群（Tktaya）；或是安排莫那魯道出現在他實際上並未參與的「人止關」與「姊妹原」事件等，在影評、學者、部落人之間，都激起了討論。此例子反映出，若是為了創作與藝術呈現，凸顯部分角色或選擇性呈現某部分劇情時，皆易引起不符史實的爭議。

以上兩者其實都是文化詮釋常見的問題，在研究者撰寫民族誌時，也面臨到類似議題，創作者可參考人類學者的作法，時時反問自己：「我為何會做此詮釋？」

《漫畫•巴萊》的作者邱若龍，在南投賽德克族的部落做田野調查長達二十年，訪問耆老、調查文化儀式器物等細節，進而繪製了這一本豐厚呈現霧社事件不同角度的歷史漫畫。
©邱若龍 / 遠流出版公司提供

創作也有倫理責任

人類學田野工作中，因與研究對象相處時間長、關係緊密，有時會面臨「這個東西我應該寫出來嗎」或「這件事很重要，但是研究對象不希望我寫」，諸如此類的倫理問題。這時，研究者通常會與研究對象討論，並坦誠預計詮釋與撰寫的方向，經過充分溝通，尊重研究對象的意願後，再行寫作，寫完後也會回給對象看。

創作對象與創作者的關係更像是「做人」的道理，正如田野調查時，研究對象若不願意公開某些內容，研究者即須肩負倫理責任，採取匿名、模糊化指認對象的做法，甚至不公開。

來到創作領域，根據史實進行再創作時，無論選擇何種詮釋立場，都須有一基本理解：自己再創造的結果會影響閱聽觀眾。因此，作者須不斷反思，自己創作與所選擇的立場是否經得起倫理的檢驗－－亦即不違反文化邏輯中的禁忌，也不損及創作對象與創作者之間的關係。

舉例來說，官將首開臉後即代表神明，扮將者不能表露個人情緒或說話。若想描繪祂們在一般脈絡下嘻笑怒罵，就冒犯了禁忌，但在奇幻的故事架構之下，則或許還有斟酌的可能。

當今日針對歷史再詮釋，想要有更大膽的轉變或安排，需要考量再現的策略及方法。若是以大眾知名度高的對象創作，例如鄭成功、林默娘等，因為人物原本的形象已為人熟知，將其惡搞或性別反轉等表現手法，都不易混淆大眾的印象。可是如果要描述大家都不熟悉的人物時，改編的幅度就需謹慎小心，因為大眾多未聽過這號人物，劇情的每一部分，都可能讓人誤以為真。

文化內涵也是如此，若是大家已經耳熟能詳的儀式與習俗，會有更大翻玩轉化的空間；不為人知的異文化，則需要更多發掘與忠實再現，讓更多的讀者認識、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