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史上首篇推理小說，就寫得超棒：艋舺謀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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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臺灣偵探檔案室 2021-03-29 路那

如同〈日治時期的臺灣，偵探小說正流行〉一文提到，彼時的臺灣透過譯介，在類型文學閱讀傳播的發展並未缺席。那麼寫作呢？臺灣何時開始出現推理小說的書寫？第一篇推理小說，又是誰寫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去翻閱《臺灣日日新報》的前身報紙之一的《臺灣新報》。

報紙，是19世紀的網路

現在已經很少人閱讀的紙本報刊，在19世紀的地位，其實就像今日的網路一樣，是當時最重要的新興媒體。大量的廉價刊物（penny dreadful），讓難以負擔高價書本的僕役與工人也得以透過閱讀，略略有些屬於自己的娛樂。

清領時期的臺灣，由於教育並不普及，沒有讀者階層的支撐，因而甚少引入印刷機械，只能依靠傳統手抄、木刻或罕見的活字印刷方式出版，也就難以有廣泛而普及的刊物。此時雖然已有劉銘傳發行的《邸抄》、中國發行的《甬報》、《述報》等，英國長老教會牧師巴克禮創辦的《臺灣府城教會報》（這份報紙就是今日的《臺灣教會公報》）。但《邸抄》等報的內容多為法令相關與官員動態，《臺灣府城教會報》雖已有藝文創作，但傳播範圍仍較為有限。

報紙刊載了各地奇聞佚事，1883年3月21日《申報》有外國人以〈臺灣多盜〉為題投書，控訴臺灣治安不佳。

及至日本時代，在許多義軍仍前仆後繼地阻止日本人領有臺灣之時，殖民者為了傳遞訊息，以及彰顯自身「進步」的統治地位，遂引進了印刷機辦理報業。1896年，後來成為臺灣大商人的山下秀實，在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的許可下，於臺北的北門街創設了《臺灣新報》，並找來曾任《郵便報知新聞》、《督新聞》記者，熟稔東京報業的田川大吉郎擔任社長兼主筆。

由於這是進入新時代後臺灣第一份現代刊物，加上它與總督府的友善關係，以及日後半官報的性質，《臺灣新報》的出版、編輯與行銷，都對日本時代的臺灣大眾傳媒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換言之，這份明治維新末期東京報人創辦的新報紙，將當時日本報界流行的「大眾化」精神，也順理成章搬到了臺灣。《臺灣新報》的版面，除了必定會有的新聞與政令宣導之外，還包括了社會新聞、海外新聞，與吸引消費者的通俗文藝創作。

1898年1月7日，一位署名三本（さんぼん）的作者，在《臺灣新報》上連載了53回的日文小說。這篇名為〈艋舺謀殺事件〉的作品，不僅為臺灣本地推理敘事打了頭陣，也讓連載小說在報刊上站穩腳跟：在本篇之前，大部分的小說都不過是「點綴用」。在此之後，報刊便致力於刊載更多有趣的小說！

〈艋舺謀殺事件〉小說，推理小說當時稱為「探偵小說」。

發生在艋舺的殺人事件

「午後一點，在艋舺龍山寺濃密的樹蔭下，有兩個男子站立著。暖風吹上背脊，也吹散了捲菸燒出的煙氣……」儘管名為殺人事件，然而故事的開場，卻是另人意想不到的悠閒。這兩個男子，一是臺北警察署的特務巡查池中光，另一則是《臺北新報》社會版記者花野艷雄。三本詳細地描寫了他們的外貌打扮，甚至連池中光為「三等巡查，一個月加總共23圓的俸祿」，以及記者花野艷雄喜歡採訪八卦的墮落聲名也不放過。但倒是沒有寫為什麼在風和日麗的週日，兩個大男人要相偕漫步池邊，浪漫談天。

1910年代的艋舺龍山寺。拉法葉學院典藏。

仔細一聽，他們的話題還是有點驚悚的，那是在討論犯罪與如何偵破犯罪。環繞四周，池中還指出龍山寺前的溜池不僅顏色深沉，周遭更有竹林，如果是在月黑風高的夜晚，把屍體丟進去，恐怕兩三天也不會有人發現吧──

說時遲，那時快。在池畔玩耍的一個臺灣孩子，突然間以臺語大叫起來──「有死人！」對臺語略懂略懂的兩人，便前往察看。池中還忍不住對花野顯現出得意的臉色：「你看，和我說的差不多吧！」

此時，〈艋舺謀殺事件〉正進行到第3回的連載。

推理小說的要素

為什麼說〈艋舺謀殺事件〉是臺灣文學史上第一篇推理小說？這或許要從「傳統推理小說」是什麼開始講起。

傳統推理小說有所謂的「5W1H」：Who（兇手或死者是誰）、Where（亡於何處）、When（死於何時）、Why（為何被殺）、What（被什麼殺）以及how（如何被殺）。了解了這五者的答案，等同於理解了案件的全貌──這是一般的說法。

確實，找到「5W1H」的答案是至關緊要的。然而另一件事也同樣重要：如何確定所找到的「5W1H」是真實的？如何確定這不只是個出現在錯誤時地、是被無情陷害又或屈打成招的倒楣鬼，而真是滿手血腥之人？

要做到這點，除了必須完整交代事件的因果關係之外，這些因果關係還需要能被驗證。簡單地說，不能講「因為我就是知道」，而必須交代出「是透過什麼方式、如何知道的」，也必須能讓讀者「驗算」作者交出來的答案。

〈艋舺謀殺事件〉恰好是這樣的一篇小說：當兩人被池邊玩耍孩童的驚叫聲吸引而靠近池塘，發現漂浮的屍體後，一連串的程序便隨之啟動。池中光先簡單確認了屍體的目測年齡與性別、問出昨夜孩子們在池邊玩時確實沒看到屍體。接著，他們前往位於城內的臺北警察署（即今中山堂旁的臺北市警察局本部），向上村署長報告此事。池中光巧妙地讓正煩惱著「土匪（又譯：反抗軍）肆虐」的上村署長指派他進行偵查。接著，池中光按程序通報法院，找來預審判官和負責驗屍的公醫一同前往處理。公醫得出了此人是被毒殺的結論──偵查程序正式啟動的同時，新聞記者也沒閒著，開始了偵查的序幕。

警察冬季制服，由左至右為警視、巡查部長、巡查、警部長、警部，出自《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典藏。

隨著驗屍結果的出現（不是毒殺！）、證人（我曾在廈門看過這個人！）的浮出，偵探似乎逐漸逼近真相。然而，在偵探們的檢證與推理下，案情卻一再翻轉：原以為受害者是「內地人」，卻證明他其實是「支那人」（原著用語，即中國人）；原以為受害者未遭毒害，卻證明他其實是被毒殺。經由訊問與檢證而來的劇情峰迴路轉，由發現謀殺事件開始，至找到真兇且附有兇手的自白書佐證結尾，儘管其中難免出現許多殖民者的凝視，然而〈艋舺謀殺事件〉確然是一篇完整而令人驚訝的作品。

日本脈絡與臺灣脈絡

細看〈艋舺謀殺事件〉，儘管讓角色自我揭露的橋段可能有點太多，但無疑地已然具備「謎團」、「偵查」與「推理」等被認為傳統推理小說該有的元素。不僅如此，在敘事上它也圓熟運用了「略去謀殺故事，從偵查故事回推謀殺如何發生」的手法。換言之，這是一篇相當成熟的推理小說。然而，放眼1898年的臺灣，其實還有很多地方正與殖民者展開攸關生死的激烈戰鬥，應該沒什麼研究推理小說技法的閒暇，又為何能出現這樣對推理小說敘事手法知之甚詳的作品？

這份驚訝，實際上是源於脈絡的錯置。如果將它放置於臺灣文學史，那麼它自然是一登場便圓熟到令人驚訝的作品。然而若將這篇以日文寫就的小說放至日本文學史的脈絡來看，它其實已歷經了漫長的醞釀：從1877年成島柳北的《花月新誌》開始，接連出現了1885年坪內逍遙的《小說神髓》、1890年代的「淚香物」，再到1893年硯友社刊行「偵探小說叢書」。透過這些作家的作品，日本文壇已逐步處理了「由淺近文言朝向現代日文」與「熟悉當代西方（推理）小說寫作方法」的兩項任務。在此淵源下，1898年殖民地臺灣出現日人三本的〈艋舺謀殺事件〉，或許也就不那麼令人意外了。

推理小說《紫美人》插圖。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典藏。

虛構小說與偵探實話

儘管如此，在疾病眾多、戰爭未歇且公務繁忙的殖民地臺灣，像〈艋舺殺人事件〉這樣受真實案件啟發的日文創作其實也並不多見。在日文創作中，更常見直接描繪真實案件的「偵探實話」。比如在〈艋舺謀殺事件〉之後，於《臺灣新報》接力登場的〈偵探實話．苗栗工友命案〉（下簡稱〈苗栗工友〉），以及警察飯岡秀三撰寫、刊登於《臺法月報》上的〈偵探實話．稀世兇賊驚動臺北城〉（下簡稱〈稀世兇賊〉）。

所謂的「偵探實話」，大抵為辦案過程的紀錄。如〈苗栗工友〉整合了公審紀錄、醫師檢驗、凶器鑑定書等資料。研究者呂淳鈺指出，這樣的寫作「甚至比社會新聞記事更強調直接觸及偵查辦案的核心事件」，而較缺乏娛樂性。因此，在「偵探實話」中，可能會出現羅列證詞、科學檢驗方式或辦案經過的寫作方式，讀起來的感受可能更偏向紀錄，而非小說。

搜集許多刑案偵察故事的《臺灣探偵實話》第二集。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特別的是，這類作品有許多確實出自辦案者之手。除了因親身偵辦更好下筆外，或許也與當時記者數量不多，除非是引人注目的大案，否則難以分出心力有關。如上文所提及的〈稀世兇賊〉一篇，即是由負責緝捕廖添丁的飯岡秀三刑事，寫下他與同事緝「兇」的經過。此作儘管有做為後續辦案參考的目的，卻同樣考慮到了娛樂性──實際上，飯岡刑事正是因為前一篇〈士林川血染漂流船〉太受歡迎，才有〈稀世兇賊〉的出現。

從〈苗栗工友〉到〈稀世兇賊〉，不僅娛樂性大為增加，刊物的轉移也成了引人注目的現象。〈苗栗工友〉刊登在一般人閱讀的《臺灣新報》上，〈稀世兇賊〉則轉移到專業型刊物《臺法月報》上。此後，偵探實錄類型的作品大抵都在這類刊物上刊登。呂淳鈺認為這主要是因殖民地的司法與警務多由在臺日人控制，他們「自成一個閱讀創作的群體」，少有與一般大眾相交的需求。同時，業內刊物也需要一些輕鬆讀物作調劑，故成了「偵探實話」主要發表空間。但也因此，臺灣的偵探實話比起當時日本的類似作品，更加注重辦案參考的面向。

因此，「真實性」與「娛樂性」如何平衡，可說是臺灣偵探實話書寫中主要關注的焦點。1930年代的「偵探實話」，開始刊登辦案人員、嫌犯、受害者、兇器等照片，到了1933年，《臺灣警察時報》上的徵稿啟示，更發展出一套教導警察們如何將自身經歷化為「趣味與實益兼具」文章的流程。

儘管作者的文筆參差不齊，然而會被挑選出來寫作的案子，實際上都有其特異之處，加上「真實發生」、「現身說法」的魔力令人難以抵擋，因此即使到了日治末期，「偵探實話」依然在日本時代的臺灣報刊上屹立不搖，擁有一批相當忠誠的讀者呢！